在这里，论文并不作为研究组长考核指标，就算在国际三大权威学术期刊发表，也没有额外奖励。对于研究生，同样没有发论文的硬性要求，只要在科学探寻中练就足够实力，即可顺利毕业。
当深耕基础研究、挑战科学前沿成为这里的文化，“不唯”的论文反而水到渠成——今年以来已在国际三大权威学术期刊发表10篇高水平论文。
在这里，海外经历和人才“帽子”并非入职时的“加分项”。是否有探索重大科学问题的决心和潜力，往往更被看重。
美国科学院院士艾利特·迈耶诺维茨日前到访上海，他不仅是将拟南芥这一“模式生物”引入植物学界的先驱，还获得过有“诺奖风向标”之称的沃尔夫农业奖和引文桂冠奖。他高度赞赏这里是“世界一流研究所”。
这里正是地处上海的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（以下简称中心）。不按常理“出牌”，是什么造就了“世界一流”？
【微环境】
尽管辛秀芳研究员入职时是最年轻的研究组长，但中心对她的启动经费支持突破了“天花板”。
作为一个刚起步的研究组，不可能立即出成果，因此很难申请到项目。“如果经费不足，有些实验想做也做不了。幸亏有了这笔稳定的科研经费，我才能心无旁骛。”对此，辛秀芳特别感慨。
45岁以下青年科学家最富创造力。中心对于青年科学家的支持不仅在启动经费上可谓“大手笔”华力网，在招收研究生时也予以倾斜。
凌祺桦研究员入职前中心就为他配了一个助手，从购买设备到招募学生，他都没有怎么操心，回国第一天就无缝衔接开展工作。
“刚入职时，我发现自己实验室的面积和院士的也差不多。”如今担任中心党委副书记（主持工作）、副主任的张余研究员说，今年起给每位青年研究组长配备了成长导师，在其独立做科研的关键起步阶段，帮助把握科学方向、申请国家项目和解决实验室管理问题等。
从1885年菌根共生被发现，“糖”被认为是植物提供给共生真菌的主要碳源，还写进了教科书。但王二涛研究员在英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就发现，“糖”理论无法解释菌根共生营养交换的现象。他对此提出质疑，并大胆假设了另一种可能。然而，这一假设当时却未获得同行认可。直到在中心组建了自己的研究组，他依然没有放弃这一想法。
“我们鼓励自由探索。”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心主任韩斌说，基础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，而兴趣是最大的内驱力，因此要呵护这样的自由探索。
能否把酿酒酵母的16条染色体人工合并为1条？早些年，当覃重军研究员提出这一“疯狂”想法时，他甚至从未发表过关于酿酒酵母的文章，在这个领域几乎是一个外行。即便如此，这一课题也没受到任何阻挠。每当科研经费告急，都是中心助他渡过难关。最终，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创建仅含单条染色体的酿酒酵母，并入选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。
同样地，王二涛研究组在国际上首次揭示，“脂肪酸”才是植物传递给共生真菌的主要碳源，而这正是他当年不被看好的科学假设。
王二涛在实验室工作。
植物生长本身有一个周期，如果要求每年发表论文，不利于重大成果产出。因此从2009年起，中心对研究组长每五年开展一次评估，而且其中80%参考国际同行专家意见。
“5年一次长周期评估，我不用着急发‘短平快’论文，而能静下心来进行系统研究和探索。”王二涛说。
经常记不住人脸的何祖华院士，总是远远就看出水稻得了什么病。中心始终鼓励潜心研究，多年来他一直和水稻的“癌症”稻瘟病较劲。2006年成功克隆第一个广谱抗稻瘟病基因华力网，久久为功探索和验证其功能机制，于2017年和2022年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《科学》和《自然》发表研究成果，实现了该领域的关键突破。至今，该成果育成的抗病新品种已推广种植超过6000万余亩，实现了稻瘟病的高效绿色防治。微环境，在植物学中是一个核心概念，其范围虽小但具有独特的物理和生物条件，植物实际响应和适应的正是其所在的微环境。
何祖华在观察水稻。
不要求定期展示阶段性成果，而相信科学家为取得突破性发现会持续努力。在中心宽松自由的“微环境”下，科学家们没有懈怠，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，争相挑战科学前沿重大问题。特别是青年科学家在这个平台成长得很快，平均五六年就做出令人瞩目的工作。
【生长点】
生长点，是植物学的另一个概念，即细胞分裂最旺盛的分生组织。中心想要打造的正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分子植物学科“生长点”，这就意味着要始终瞄准世界科技前沿，创造教科书上没有的新知识。
十年来，中心每年都会举办战略研讨会，不允许带电脑，所有研究组长轮流发言，主题只有一个：探讨和聚焦植物学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。
韩斌在中心战略研讨会上发言。
一说到“双碳”容易想到减排，这固然重要但对经济会产生一定影响。而另一条环保路径在国际上也已达成共识——提高植物碳汇（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）能力。中心“十四五”期间就布局了这一前沿方向，与国外最早的科研团队几乎同时起步，其中就有诺奖得主詹妮弗·杜德纳团队。
“中国的植物科学整体实力已居世界第一梯队，我们能否提供植物高效碳汇的‘中国方案’？”中心副主任、植物高效碳汇重点实验室（中国科学院）主任王佳伟说。
如果提高光合作用效率，不仅可以提高植物固定二氧化碳的能力，还能提高农作物产量。叶绿体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场所，但人们对转录叶绿体基因的“蛋白质机器”构造一直不清楚，这是科学界公认的一道世界性难题。去年，张余团队与合作者解析了这一结构，未来的挑战是如何改造叶绿体。道阻且长，但张余表示会坚定地走下去。
除了光合作用，植物碳汇还有一个重要载体——土壤。由于身处黑暗土壤中，根系与微生物“隐秘的互动”，长期以来难以直接观测。周峰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首次揭示根系如何引导微生物在其表面“安家”，并绘制出一幅“定居地图”，这一突破性发现对增强土壤碳汇具有重要意义。
早在1888年，科学家发现豆科植物与根瘤菌共生，可将空气中丰富的氮元素转化成所需营养。但如何实现玉米、水稻等非豆科植物固氮，这道难题一直难以破解。比尔·盖茨对此亦非常关注并资助了国外项目。王二涛团队也一直致力于攻克这道科学难题。基于其前期的工作，育种家培育了菌根共生效率高的水稻。万亩水稻试验表明，即使减少25%-50%的化肥，产量并没有降低。如今，王二涛已是该领域当仁不让的领军者。
一直以来，水稻的产量和抗逆性是一对矛盾。林鸿宣院士团队与合作者在国际上首次提出新概念——当水稻的赤霉素调控到合适中等水平，可同时提高碱-热抗性和产量。
含中等浓度活性赤霉素的水稻（右）耐碱性较强。
当今“大科学”时代下，从粒子物理到引力波的新发现都来自团队合作。
“没有合作难以做出‘大科学’，合作体现一个大国的科学实力。”韩斌说。在中心“瞄准世界科技前沿”的学科布局下，既鼓励自由探索，也促进各种形式的合作。
张余从博士后起就一直琢磨解析第四个植物RNA聚合酶结构，但由于其含量极低，一直难以被分离提纯。转机发生在食堂里与王佳伟的一次对话，不同方向的碰撞迸发出了创新火花。他们携手和浙江大学团队合作，最终解析了第四块“拼图”。
张余（左）和王佳伟在讨论。
辅酶Q10是最受欢迎的膳食补充剂之一。陈晓亚院士团队与上海辰山科学研究中心等合作，充分利用辰山植物园丰富的植物资源，对134种不同科属的植物样品系统分析和研究，成功创制出能够合成辅酶Q10的水稻新种质。
科学合作亦没有国界。首次绘制根系微生物“定居地图”，是中国与瑞士科学家联合攻关的成果，双方保持了长达5年的密切合作。“单靠一方无法实现的科研条件，使我们不仅能扎实攻关，更敢于尝试变革性的新方法。”瑞士洛桑大学尼克·盖尔德纳教授说。
“尽管处于国际上第一方阵，但我们现在距离大师云集还是有不小的差距。”韩斌说。
生长点只有通过持续的细胞分裂，才能造就植物生长。基础研究的每一次突破，都在重塑学科边界。在他们看来华力网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分子植物学科“生长点”，唯勇闯“无人区”，唯创新不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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